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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云枫:极简儒学

分类: 哲学 作者: 时间:2020年06月10日 23:49:51

「刘云枫:极简儒学」是一篇关于“儒学,批判,社会经济”的深度文章,最早发布在爱思想首发,转载请注明出处(http://www.aisixiang.com)。(专栏),由刘云枫(作者)创作而成。本文属于“天益学术,哲学,中国哲学”的范畴。仔细阅读本文,能够增加您社会、经济、政策等方面的知识。

  

  极简儒学

  

  提起儒学,国人最先想到“博大精深”四个字。其实不然,论历史、论典籍数量,儒学估计能排在前几位。论质量和内涵,和西方任何一种学术思想比,儒家都排不上。

  

  这就涉及如何评价一种学术思想的价值?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中,胡适提出了切实可用的评价原则。我的原则,受了胡老师的启示,大同小异。

  

  任何一种学术,都是为人服务、为人所用的,也是为社会所用,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创立的。儒学也不例外。既如此,评价社会领域的学术,一个首要的标准就是:它解决了人类社会、或者说中国社会的哪一个问题,解决得如何?

  

  如果某种学术,把这个问题解决了,解决得很好很圆满,那么,这就是一种好的学术,是一种值得保留和传承的学术;否则,只能说是垃圾。

  

  标准如此,大家可以考虑考虑:1,这个标准是否合适?2,如果合适,用这个框框,套在儒学身上,看看儒学解决了中国社会的哪些问题?解决得如何?

  

  儒学是否有体系?

  

  说远点。

  

  2006年底,吴稼祥老师的旧书重印,约我写一篇读书体会。见面瞎聊的时候,我秉承“反孔反儒反传统”的一贯立场,和吴老师说:儒学就是一团乱麻,根本没什么体系!

  

  吴老师反对我的观点。

  

  我和吴老师很少见面,见了,就想在他面前露一手。就接着说:“在儒家的体系里,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。例如,《论语》第一句就说,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说乎;可是,当马格尔尼率领庞大的代表团,来和中国交好的时候。上至皇帝、下至百姓,都把人家当“鬼子”,当长毛和夷族。”

  

  儒学不是“平天下”,而后“天下一家”吗?怎么那样对待英国人呢?对朋友像对待奴才一样,岂是待客之道?

  

  吴老师抓住我的漏洞,说,你不是说儒家没有体系吗?怎么又说按照儒家的体系?

  

  我自知语失,赶忙解释。

  

  “儒学自身的确是没有体系的,因为,一个学术体系,一定是从假设和概念出发的。其中,概念的定义必须是明确和没有歧义的。但是,在儒家著作中,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个这样的定义吗?”

  

  吴老师忙着其他事情,我的话到此为止,也没下文了。

  

  今天,旧话重提,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认识——儒学是没有逻辑体系的。本文所述,是为了便于读者认识儒学,自我整理的,并非儒家自己所创。

  

  儒家是被当政者利用了吗?

  

  不得已承认儒学有毛病的人,有一个最简便的替儒家圆谎的说法:儒学本来是好的,就是被专制者给搞坏了。这样,儒家和儒学脸上的黑,一下子就给漂白了。

  

  但我想问,为什么专制者,就看上儒学了呢?诸子百家,偏偏就选中了儒学,怎么不选老子和庄子,怎么不选佛教呢?可见,问题还在儒学身上,是儒学自己有逢迎统治者的理论,才被专制者利用的。

  

  就像狗,就有忠于主人的基因,才逐渐被驯化、被人喜爱;怎么没人去驯化老虎和狮子呢?所以,别把责任推到统治者头上。

  

  统治者驯化了儒学,然后,肆意篡改,也是事实。但这是狗的命运。既然要为统治者服务,当然,要符合人家的意图。否则,要你干吗?否则,人家就驯化另一种学术了。也就轮不到“独尊儒术罢黜百家”。被篡改,是被利用必须支付的成本,也是儒家购买“独尊”必须支付的代价。

  

  儒学的逻辑

  

  在讨论儒学的逻辑之前,有一点要明确,即:儒家和儒学关心的对象是什么?儒学是“人本主义”的,儒家的视野从来没有离开人和社会这个范畴。或者说,人的问题和社会问题,是儒学的定义域。圈内,是儒家的地盘;圈外,儒学从来没有关注过;有时,也向外瞥几眼,但目的依然是要回归,依然是要借外部势力、借天地宇宙的不可抗力,回答在社会中遇到的疑惑。

  

  如,“天无二日,国无二主”——天,是自然的、外在的,儒学其实并不关心天有多高,他们只是要借天上只有一个太阳,来论述其设定的“君王至高无上”的合理性。当然,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类比,也反映了儒家对于自然的漠视和无知。现代人都知道,在银河系中,太阳只是其中的一颗恒星,银河系包括接近无数个太阳系和太阳。“天”,要是指宇宙的全部的话,显然,天上不止一个太阳。

  

  朱熹也从自然秩序中“深受启发”——本来,朱熹之前的儒学,是一种朴素的“家常菜”,没有深奥、足以迷惑人的理论根基。朱熹发明了“理”——无相无形无影无色无味、不可琢磨、不可验证的一种“客观实在”,说:“万物只是一个理字”,“理是先于宇宙万物的唯一”,“理在气先”,“理一分殊”——世间只有一个“理”,世界之千变万化、千姿百态,只是“理”的不同形态。换言之,只有一个孙悟空,小猴子,都是孙悟空变的。孙悟空就是那个“理”,“理”是唯一的,不变的。变化的,只是“理”的不同化身。

  

  朱熹不辞辛苦抬出一个“理”,干什么?为他的社会秩序做帮手。“理”既然是万物之上、之始、之唯一、之不可更改,“理”之下的人和社会,自然要遵从这个“理”了。然后,朱熹同志笔锋一转,说:“且所谓天理,复是何物?仁义礼智,岂不是天理!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,岂不是天理!” “理便是仁义礼智”,又说:“未有这事,先有这理。如未有君臣,已先有君臣之理;未有父子,已先有父子之理。”

  

  后世,称朱熹为儒学集大成者。不假,在儒学这个小天地里,没人超过他。特别是,本来没有根基的儒学,从天上采了一块石头,终于把儒家的漏洞补上了。其实,“理”的作用只有一个,就是让人们信服“君臣父子”的伦理观和社会秩序,是老天爷早就规定好的,是天地间唯一的“道”,必须服从,不得违抗。人人都要“存天理灭人欲”。不知道灭了人欲,还是不是人了?

  

  朱熹的把戏,仅此而已。

  

  朱熹虽然看了看“外面的世界”,可如上述,其目的不是有志于探求自然奥秘,而是借助“天理”反照人类社会。只要这个任务完成了,“理”也就成了破鞋,随便扔掉了。即:儒学从来只关心人和社会,其他的一概视而不见。

  

  这个规矩,其实是孔圣人定下的。《论语》里,季路问事鬼神。子曰:“未能事人,焉能事鬼?”“敢问死?”曰:“未知生,焉知死?”因此,子不语:怪、力、乱、神。此后,儒家和儒学就和“封建迷信”绝缘了。儒学的地盘,只限于人、活着的人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。至于,人的前世来生、以及日月星辰,都不在话下。

  

  儒学如此固步自封,就给佛教留下了可乘之机。后来,佛教大举登陆中原,正是填补了儒家的空白。是人,都会问:人生之前,是什么?人死之后,去哪儿了?但孔子不关心,儒家也不关心。

  

  下面是,朱熹的著作清单:

  

  《周易本义》、《启蒙》、《蓍卦考误》、《诗集传》、《大学中庸章句》、《四书或问》、《论语集注》、《孟子集注》、《太极图说解》、《通书解》、《西铭解》、《楚辞集注辨正》、《韩文考异》、《参同契考异》、《中庸辑略》、《孝经刊误》、《小学书》、《通鉴纲目》、《宋名臣言行录》、《家礼》、《近思录》、《河南程氏遗书》、《伊洛渊源录》、《文集》一百卷,《续集》十一卷,《别集》十卷。

  

  看看,哪一本不是“以人为本”的,哪一本不是对前人的考订和注释,哪一本的中心不是“仁义礼智”?

  

  因此,可证,儒学的定义域是人,和由人组成的社会。

  

  儒家学说的起点和假设

  

  有了上面的证明,以下就简单了。

  

  儒学的起点,是人。假设是什么呢?人性本善。“人之初性本善”,孟子也说,“人性之善,犹如水之就下”。是否成立,不论。但说明孟子也是“性善论”一派的。

  

  也是儒家开门大弟子的荀子,对人性并不乐观,持“性恶论”。可是,这一派不是儒学的主流,特别是,当他的“性恶论”成为法家对人民实行严刑峻法和残酷打击无情迫害的理论基础之后,就更是无人问津了。

  

  所以,荀子虽是儒家的信徒,但常常被当做法家的祖师。

  

  人性善恶,迄今,也没有明确的结论,也不只有“性善”、“性恶”两种观点。本文关心的,也不在此。

  

  问题的关键是,“性善”和“性恶”的假设,关乎我们应该设计怎样的制度、采取怎样的手段,对人和社会进行有效地管理。简单说,是管理狼群,还是管理羊群的问题。

  

  人性为善,即:人人生来为善,而且不可更改;“江山易改本善难易”,这是最好的;其次,大多数人生来为善,少数人为恶,但在多数人的带领和监督下,少数人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善人。要是相反,就是人性为恶了。

  

  一个全由善人或者大部分善人组成的社会,是一个“羊群”社会。孔子和儒家为中国社会所设计的政治制度、社会结构,都是基于“人性为善”的,是适合于“羊群”的。“人本善”并没全错——大部分人都是好人,大部分人都有向善的本性。可是,儒学把这一假设绝对化、教条化了,以至于,他们设计的制度过于单纯,过于相信人内在良知的矫正作用,只有向善的激励,却无作恶的惩罚。比如“内圣外王”——期望最高统治着,先把自己的内心修炼得像圣人一样,再行王道。但是,当“王”没有那么高修行,不行“王道”的时候,儒家却没有一点制度性措施对抗其危害。

  

  “失之毫厘谬以千里”——要说,儒家学说,错得并不多。错就错在关于人性假设这一最根本的出发点上了。事实是,人性并不是纯净物,而是混合物。“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”,也分不清哪一半是天使,哪一半是魔鬼;哪一时是天使,哪一时是魔鬼。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约翰.罗尔斯所说:人,有向善的本性,使得公平和正义成为可能;人,也有作恶的倾向,使得法律成为必要。

  

  儒家体系中,缺少的正是“法律”(儒家希望以情代之,以情化之,以良知感之)——这是儒家学说和西方政治学说的最大区别,也正是这一点,使得儒家历代学者苦心经营的学术大厦,毁于一旦。

  

  儒家的终点和目标

  

  每一个高中生,都想上清华北大;每一种社会学术,都想为“劳苦大众”谋幸福。断没有一种理论,是祸害人民还受到人民追捧的。打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旗号,欺骗人民群众于一时的除外。

  

  儒家学说也是为人民着想的,也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。儒家为人民群众设计的目的地,也很明确。为了有步骤按计划地到达目的地,儒学家们制定了“两步走”战略:先小康,再大同。

  

  小康是一个阶段性目标,也是走向大同社会的台阶。古人笔下的小康,如是:“今大道既隐,天下为家。各亲其亲,各子其子,货力为己。大人世及以为礼,城郭沟池以为固。礼义以为纪,以正君臣,以笃父子,以睦弟,以和夫妇,以设制度,以立田里,以贤勇知。以功为己,故谋用是作,而兵由此起,禹汤文武成王周公,由此其选也。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,以著其义,以考其信。著有过,刑仁讲让,示民有常。如有不由此者,在势者去,众以为殃,是谓小康。”

  

  1979年12月6日, 邓小平在会见 日本首相 大平正芳时提出: 中国 现代化所要达到的是 小康 状态。翻两番, 国民生产总值 人均达到八百美元,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。这个小康社会,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。

  

  人均800美元,并不切实——要是通货膨胀,美元贬值,一夜之间就可能纸上富贵。倒是20世纪40年代,蒋经国先生在江西赣南主政时,有过一个“五有”社会的提法:人人有工做、人人有饭吃、人人有衣穿、人人有屋住、人人有书读。是否可以作为小康社会的具体指标呢?这个标准,即使放在今天,也没达到。要是达到了,全面小康、人人享受改革成果才算落到实处。

  

  大同社会是什么样的呢?《礼运》说: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,故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,使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,矜寡孤独废疾者,皆有所养。男有分,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藏于己;力恶其不出于身也,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,盗窃乱贼而不作,故外户而不闭,是谓大同。”

  

  儒家为之奋斗、人们为之向往的美好未来,是:一切财富属于人民,一切权力归“农会”;道德高尚和有能力的人,当头儿,管理社会;人与人之间,团结紧张严肃和谐;老人,大家赡养;小孩,大家共管;老人有老人的归宿,年轻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,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,残疾人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。男人有事儿干,女人有家回。物尽其用,不是为一个人所用,而是大家共享;人尽其才,不是仅仅服务于个人,而是效力于社会。没有阴谋和诡计,没有强盗和小偷,大门敞开四海如一。这就是大同社会。

  

  不能说,不吸引人;不能说不是一幅美好的蓝图。

  但是,正如一个高中生和另一个高中生之差别,不是他想不想上清华,而是他是否真的上了清华一样。我们也不能因为儒家画了这么一幅画,就完事大吉了,而是要看它实现得如何。事实上,乌托邦社会的幻想,中西都有,世界上哪一个民族都有,差别是,实现了没有;或者,没有实现,还有多少差距。

  

  有些人一看见儒家描绘的大同世界,就高喊:看我们古人的智慧,多高。这是否意味着,画饼可以充饥?水中可以捞月了啊?大同世界的白日梦,做了两千多年了,大同社会和我们,依然遥不可见,别说及了。

  

  儒家的组织和手段

  

  有了起点和终点,下一步,就是如何实施了。起点在此,终点在彼,由此及彼的桥梁,如何建设呢?这就是“修齐治平”

  

  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,在儒家精心设计的逻辑链条中,起于修身,终于平天下。在孔孟之徒看来,社会进步的逻辑,如此;个人抱负的实现,也无它途。所以,每一个深谙、深信儒家学说的孔门信徒,无不以此为己任,无不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、民族的最高目标联系在一起。

  

  “修齐治平”,也可以反过来说:身修、家齐、国治、天下平;身修则家齐,家齐则国治,国治则天下平。即:只要每一个人,都具有高尚的品格和良好的修养,家庭之和谐将不期而至;只要每一个家庭和睦,国家之长治久安,也就随之而来;只要每一个国家都国泰民安,天下必将太平无事,四海升平。

  

  不能说,这种设计是无稽之谈。恰恰相反,历代儒家对这一逻辑是非常得意的;因为得意,所以,念念不忘;因为得意,所以,反复宣传。在儒家经典《大学》里,“修齐治平”再一次被阐述: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;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;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;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;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;欲诚其意者,先致其知;致知在格物。”

  

  “足球从娃娃抓起”,治国平天下,从“修身”开始。“修身”是儒家学者的第一要务,也是实现儒家社会理想的唯一手段。《论语》实际上,是一本讲“修身”的经典。“修身”才是《论语》的中心思想,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,只是后人之附会。“修身”的目标是什么?是要成为正人君子。经我统计,在《论语》中,“君子”出现的频率最高,达到108次。“仁义礼智信”,列在第一位的“仁”,只有100次;“礼”,78次;“义”,只有20多次。从统计学上看,孰轻孰重,《论语》是一部什么书,不言自明。

  

  《论语》第一句: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悦乎?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?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?”

  

  其中,“三人行,必有吾师。”“吾日三省吾身”,“三思而后行”。

  

  《论语》最后一句:“不知命,无以为君子;不知礼,无以立也;不知言,无以知人也。”

  

  开篇和结尾,相互呼应,讲的都是“修身”,可见“修身”之重要;可见,《论语》是以修身为目标的。

  

  重要的事情,未必就能做到,未必就能做好;修身,也是如此。虽然,儒家学说、儒家学者天天讲、月月讲、年年讲“修身”,可是,历数中国历史,“修成正果”的儒家信徒,寥寥。朱熹,在儒家圈里学术成就虽高,可是,品行并未达标。还因为将两个出家的尼姑收为小妾的事件,吃了官司,搞得灰头土脸。真正修行过关的,可能只有明朝的海瑞了。海瑞以狷介著称,应该是有点强迫症,他能做到的事情,其他人是做不到的。海瑞硕果仅存,也就不奇怪了。

  

  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期间,无可计数的人参与“修身”,却无人过关,这就不是人的问题,而是儒家的“修身”具有致命的缺陷。据我研究,缺陷有三:

  

  第一,儒家关于人性的假设,错了。对此,前面已有论述。具体到“修身”,其实,存在一个基本前提,即:“人都是可以教育好的”。但是,偏偏有很多人,本性顽劣,这些人只靠“修身”,是成不了君子的,只能成为伪君子。

  

  第二,“修身”只是一个个人行为,没有外部约束;没有约束,单靠个人的内在激励,除非意志绝决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最强烈、最有效的约束,是信仰。一个人有了崇高信仰,就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。共产党人、西方传教士,可以为证。但是,孔子和儒家都太实际了,根本不相信“怪力乱神”,也就谈不上信仰。这就使得儒家信徒的“修身”,失去了最强有力的约束条件,“修身”之不成,也就是必然的。滑稽的是,至今,我们依然把宗教归于“封建迷信”,说是“愚昧人民的精神鸦片”。岂不知,宗教至于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的提高,至于一个社会的管理,是第一重要的。

  

  第三,“修身”的标准太高,老拿“不食人间烟火”的人做榜样,有心修炼、有心向善的人,就都怕了,只好逃之夭夭。例如伯夷叔齐,例如颜回,就是儒家树立的典型。还有“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”——凡是,谈到利益的都是小人;就这一条,所有“修身”的人,就都没信心了。因为,任何一个人,想活着,想活得好,就要谋利。可是,一谋利,就成“小人”了,你以前“修身”所作的功课,全都白费了。这如何使得啊。与其如此,诚实的人,就不“修身”,也不去做“君子”了;因为,在诚实的人看来,谋了利,就不是“君子”了。反倒是“伪君子”,一边大把捞钱,一边披着“君子”的外衣,招摇过市,欺骗世人。一旦道德成为超道德,只会适得其反。所以,历史上,儒家训练出来的君子,没几个;伪君子,比比皆是。

  

  以张居正为例,他是帝王师,每天教导万历皇帝度读儒家经典。万历帝在他的教导下,快成“明君”了。可是,张居正死后,人们发现张居正的轿子,异常宽大,里面可以放下一张床。张居正上朝途中,还在轿子里和小妾欢爱呢。这可把万历皇帝气坏了——你是怎么教育我的,什么“万恶淫为首”,什么“纵欲伤身”,你他妈居然这么老流氓,也不怕伤了你的老腰了。一气之下,掘坟鞭尸,以泄心头之恨。

  

  《儒林外史》里,满嘴仁义道德,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读书人,比比皆是。今天,也是如此。因为,今天在主流媒体中,提倡的也都是超道德的人和事情。看看那些道德模范做的事,都不是人能做到的。

  

  “修身”是“修齐治平”的第一节“链条”,是通向“大同社会”的出发点,是“万里长征的第一步”,但是,我们不幸地看到,第一节“链条”就掉了,第一步,始终也没有迈出去,后面的,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。因此,三千年来,儒家所构想的“大同社会”,只存在于典籍和传说中,从来没有降落到中国这块充满专制、愚昧和贫穷的土地上。

  

  本文的结论,已经出来了——儒学是一种旨在把中国社会引向“大同世界”的社会理论,可是,由于自身存在难以弥补的逻辑缺陷,反倒使中国陷入了长期的专制、愚昧和贫穷,而难以自拔。换言之,儒家并没有解决它所期望解决的社会问题,或许,“大同社会”的目标太高了,难以实现。我们不妨降低一下要求,看看儒家是否解决了某一方面的问题。比如,提高了人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,没有;比如,增进了各阶层的团结和社会和谐,没有;比如,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改善了人民生活,没有。

  

  一个服务于社会、服务于人民的社会理论,一无所用,要它干什么?就因为它是“老东西”?就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东西?我觉得没必要。

  

  尽管结论出来了,还是要谈一谈儒学的组织:家。

  

  如果说,“修身”是儒家学说思想上的保障,则,“家”就是贯彻儒家思想的组织保障。儒家,有很多概念,如“仁义礼智信”,如“勇”,如“孝悌”,如“忠君”等等,每一个概念,都有说不清、道不明的定义。但,只有一个例外,这就是“家”——从来没有哪个儒家学者给“家”下过定义,因为,“家”是儒学体系中、唯一不需要说明和定义的、内涵明确的概念。

  

  所有儒学概念,大多是没有根基的,含混不清的,也是虚无缥缈和没有支撑的。唯有“家”,在社会中,有相应的血缘组织作为对应。“家”是儒学的立足点和堡垒,由“家”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,如果不加分析的话,几乎是牢不可破的。儒家就以“家”为出发点,向其他学说发起攻击。例如,墨翟讲“博爱”,孟子就咒骂墨子“无君无父,类于禽兽”。

  

  只这一招,墨家学说,就败下阵来。“无君”也就罢了,但是,谁也不可以“无父”啊,于是,大多数人就归附了儒家学说,做自己的孝子去了。父母养育了自己,谁也不能不孝敬啊;不孝敬父母,不就成了野兽了吗?正是抓住了“家”和“孝” ,儒家才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,才在百无一用的状态下,依然有人对此深信不疑。

  

  在墨子的时代,要想从理论和实践上,击败儒家,是不可能的。好在,今天的西方社会,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,即:没有“家”,没有“小家”,也可以有“爱”,而且,是更大范围、更多人群、无所不在的爱。基督教一创立,就是以打破“家”、打破家族为前提的。只有破“小家”,才能成“大家”;只有不分张王李赵,才能构建一个无差别的、无亲疏远近的“大家”。墨子的智慧,与耶稣是一样的。可惜,中国人没有思考力,以为没有小“家”,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丧家之犬了,就不是人了。于是,墨子就没有生存空间了。

  

  西方传教士到中国,难以推广的一个重要原因,也是中国人要祭祖和尊孔。即:中国家庭在祠堂里,一定有祖先和孔子的牌位,这是和基督教义不符合的。《李提摩太在中国》一书中,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。和李提摩太一起在山东传教的一个传教士,像得胜回朝一样拿了一位当地信徒家的祖先牌位给李提摩太看,并告诉他,那位信徒已经同意把牌位烧掉。 (《李提摩太在中国》,P102)

  

  如果,把儒家看做中国文化的主流,基督教看做西方文化的主流,可见,如何认识和看待“家”,是其中最重要的分界。持中国文化优越论的人,应该正视现实,西方人在基督教的旗帜下,过得比我们好,好得多。所有西方人都承认,他们之文明,是基督文明;他们所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文明,有赖于基督教。而在基督教中,“家”是不存在的。

  

  “家”,是儒家精心构筑的堡垒,但,“家”也是阻碍社会消除隔阂,由“小家”而“大家”的鸿沟。为什么?因为,“家”是排外的。不排外,何以为家?排外,何以由小家至大家,乃至天下。儒家历代大师,连这个最基本毛病,都看不出来,还空谈“修齐治平”,扯什么扯?儒学自己的宏大理想,有这么一个Bug,能成得了吗?可笑。只要,有家的概念存在,人人就会首先顾自己家,而不是别人家;只要有先后次序、亲疏远近,平等和谐之社会就难以建立。

  

  儒家之“家”,要分内外——家内、家外不一样;要分亲疏,嫡系和旁支不一样;要别贵贱,长辈晚辈不一样。总之,“家”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列规范,就是要在人和人之间构筑不可逾越的壕沟。想想,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兰为什么对贾宝玉愤愤不平啊,为什么残忍地用燃烧的蜡烛烫伤贾宝玉呢?不就是“家”族制度处处歧视庶出的贾兰造成的吗?

  

  问问贾兰,肯定想分家,另立山头,在另一个家里,为所欲为。苟如此,谈什么“齐家”啊;没有“齐家”,谈什么治国平天下呢?所以,家是中国社会一切不平等制度的起源。小家不破,大家不立;家不破国难立。数千年来,儒家因为“家”而屹立不倒,中国人也都默认了。可在我看来,这恰恰是儒家的死穴,恰恰是中国人迄今在国际上自成一家、没有靠得住的朋友的根本原因——当你不把别人看做一家的时候,别人凭什么和你同心同德呢?再看美国,为什么全世界的人蜂拥而至呢?因为,美国没有小家,只要去了美国,就是一家。

  

  儒家文化,把历史上的中国,搞得国弊民穷;把当今中国,搞成孤家寡人?信奉儒学的人,“三思而后行”吧。

  

  儒学的逻辑悖论

  

  上面,把儒学的基本逻辑,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其实,儒家的逻辑是走不通的。以下,再把儒家学说中,比较大的、比较低级的Bug挑出来示众,让大家看看儒学是一件怎样千疮百孔的破衣服。

  

  1. “礼”与“仁”之背反

  

  “礼”和“仁”,都属儒学中最最核心的概念。可是,这两者,恰恰是打架的。因为,“礼”是一种差序结构,“君臣父子夫妻长幼”,都要依序而立;以尊卑贵贱亲疏远近,而构建。“仁”却是一种平等结构,要求“推己及人”,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。如在《红楼梦》里,依“礼”,贾宝玉就要比贾兰尊贵,因为,贾宝玉是王夫人生的,贾兰是赵姨娘生的,一个嫡系,一个庶出,待遇肯定不一样。

  

  依“仁”,贾家就应该像对待贾宝玉一样,对待贾兰;贾兰也应该和贾宝玉一样尊贵。这是“礼”所不容的,是坏了规矩的。显然,“仁”与“礼”是唱对台戏的,“礼”是“仁”最大的敌人。

  既然要“仁”,何必有“礼”;要是依“礼”,“仁”岂不假仁假义吗?

  

  儒学中,最重要的两个概念,互为天敌,还扯什么啊?儒学之伪善,也在于此。对比一下基督教,就更明白了。基督教中,没有“礼”这种差序格局,国王和乞丐在上帝面前,一律平等。那才是真正的仁爱和博爱。

  

  2. “阴阳两极”与儒家政治结构中单极结构之背反

  

  《易经》是儒学的哲学基础,《易经》最重要的思想就是阴阳,即:阴中有阳、阳中有阴,阴阳互生、阴阳相克,阴阳既相互对立、又互相妥协,阴阳相因,循环不已。这就是说,儒家的哲学基础是“阴阳二分”的两极结构。

  

  然而,儒家是如何设计其政治结构的呢?君主至高无上,和太阳一样,君临天下。大权揽于一身,万事决于一人;他说的任何一句话,都是圣旨,无人可以辩驳;他做的每一件事情,都是正确无误的,无人可以质疑。任何一个人、任何一个组织,在已有的体制框架内,都不可能挑战皇帝的权威。要是皇上圣明,大臣和人民的日子,尚可得过且过;要是遇到一个混账王八蛋,人民,就只有自认倒霉了。

  

  中国历史上,只有残酷的暴力革命,可以对抗皇权。除此之外,我们所看见的,都是高高在上的皇权的独舞。如果,阴阳两极是权力平衡与社会和谐的不二法则,儒家设计了哪些机制和力量,去平衡皇权呢?如果,只有皇权肆虐,其余的力量只有匍匐下跪的义务,这难道不是“单极结构”吗?这难道不是与儒家的“阴阳两极”思想,南辕北辙吗?

  

  儒家的哲学基础,与其政治结构设计,背道而驰,这难道不是儒学体系的死穴吗?

  

  3. 五行平等思想,与“礼制”之背反

  

  金木水火土,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,也是儒家哲学的基础之一。五行,除去朴素地解释自然起源之外,有一个不被人重视的内涵:平等。五行是一个首尾相继的循环,金生水,水生木,木生火,火生土,土生金,金再生水。无始无终,无限往复。既然是一个循环,哪一行高?哪一行低呢?可见,五行平等,万物平等,人人平等。

  

  在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里,儒家的社会结构是如何设计的呢?“礼制”也。“礼制”的核心思想和根本目的,就是维持一个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、差序结构。这一点,无需赘言。五行是平等的,“礼制”是不平等的,两者都是儒家所遵循的,这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?这岂不是儒学体系的大漏洞吗?

  

  4.“家国同构”假说之谬误

  

  修齐治平,有一个前提,即:家国同构、家国一致。而事实上,这一假设是极端幼稚和完全错误的。因为,家是封闭的,有清楚的边界。一个人,想进入另一个中国家庭,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在这里,我特别强调,是“中国家庭”。要是其他国家,就不一定,例如日本。国,是开放的,边界是模糊的。一个人,可以被任何一个国家接受,只要他老老实实,不偷税漏税,大体上,还是受欢迎的——因为,他增加了这个国家的收入。也就是说,家,是排他的,不容外人介入;国,是兼容的,国土无疆,谁来都可以,而且,多多益善。

  

  还有一点,值得关注,即:家是一种具有内在制衡机制的组织。家长或父亲即使具有“绝对权力”,也不会不受限制地胡作非为。因为,“父子”之间不平等、不对称的权力结构,总是可以被血浓于水的人情所消解,父权总会被父子之间的人情所软化。最坏的家庭专制,也不过是“有情和有限专制”,绝不会堕落到“无情和无限专制”的深渊。

  

  在“国”中,缺乏一种内生的、制约和对抗皇权的机制。中国历史上,忠臣辈出,前仆后继。中国人常以此为骄傲,说,中国人有气节。窃以为,以死来表现气节,就像以死来证明女人的贞洁一样,可笑可悲。忠臣众多,只能证明,皇帝无德;还能证明,没有大臣能管得了皇帝。还能证明,家国一体、家国同构的设想,是多么幼稚可笑。

  

  家和国,看着相似,实则不同——因为,“国”没有“家”所具有的内在制衡机制。这一点,是儒家学者们,至今也不明白的。

  

  5.“家”与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的背反

  

  在儒家的最高目标里,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也是其中之一。所谓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,不就是把别人的父母,当成自己的父母;把别人的孩子,当成自己的孩子吗?天下一家,要小“家”何干啊。

  

  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,不就是墨子的博爱吗?不就是基督教的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吗?既然如此,孟老先生大骂墨翟“无君无父”岂不是胡搅蛮缠、胡说八道吗?如果,墨子是“无君无父”,难道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,不也是“无君无父禽兽所为”吗?

  

  一面强化“小家”的思想和行为规范,另一面,又追求“天下一家”、“天下无家”,岂不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吗?儒学如此不成逻辑,其失败也就是注定的了。

  

  备注:

  

  这是和儒家最后的斗争了,以后,再也不写此类文章了。因为,我认为,这篇文章,已经将儒学彻底埋葬。

  

  

  2011年8月11日星期四,21:30.

  

  望京家中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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